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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教与雕塑
黑格尔说的好:“较早阶段的宗教是一种艺术及其感性表现的宗教。”早期基督教徒几乎一致同意这样一个观点:上帝的所在,绝对不可摆上雕像,在美术方面,早期印度佛教为纪念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,均立有石柱,建有佛塔,柱顶上雕有精美的狮、象、牛、马等图像,佛塔则镌刻有各种浮雕图案。
这一胜利的最显著结果是创造了覆盖新宗教的建筑。希腊、罗马寺庙的不方便及其偶像崇拜的附属物,使新的迷信拒绝以它作为一种可能的形式。寺庙及其列柱门廊,作为神的住所,僧侣方能入内是从其外观着想的,而教堂则是全体信徒的集会场所,他们一视同仁地被召来共享神恩。因此教堂必须具有宽大的空间。罗马的长方形教堂,被作为基督灵魂的象征,应该完全转向内在世界的外表,是一座毫无装饰的建筑。其内部则相反,布满奢华的装饰,给信徒以一个超自然的地方之印象。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,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、法学、教育、艺术(文学、音乐、建筑、绘画和雕塑等等)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。 再来看看建筑对造型有着怎样的影响。
石棺是大理石巨作,从二世纪以来,异教徒用以安放尸体,当时在东方宗教,包括基督教的影响下,土葬代替了火葬。在早期基督徒的想象中,基督的形象是以为长头发的年轻人,在他们看来,那还不仅仅是几百年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桩神妙奇迹而已,那是体现在基督教会中的基督的永恒力量的标志和表现。当时,艺术的真正创新是人物马赛克。马赛克,在希腊艺术中是以图画的形式装饰路面,现在则置于墙上,这一切似乎在现在看来有一点啼笑皆非,我们在室内装修中经常看到的状况竟出处与早期基督教的虔诚意念。
法国雕塑家罗丹,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,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,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。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《地狱之门》。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、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,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。《地狱之门》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。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,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,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。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,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。 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,但整体看去,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,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。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,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,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,充满运动感,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。
在美术方面,早期印度佛教为纪念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,均立有石柱,建有佛塔,柱顶上雕有精美的狮、象、牛、马等图像,佛塔则镌刻有各种浮雕图案。此外, 印度佛教还创造各种佛陀的形象,达到很高水平。早期的佛教美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,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,又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,这在敦煌莫高窟的北魏壁画 上表现尤为突出。到唐代,中国化佛教美术确立,著名画家吴道子的数百幅佛画,成为艺术珍品,莫高窟的唐代壁画更是中国佛教美术的代表作。宋之后盛行泥塑佛 像,亦是中国佛教美术的特有风格。现今仍保留的高71米的四川乐山弥勒佛像,以其雄伟巨大,在中国名佛中占据首位。承德普宁寺内高22米、用百余立方米木材雕成的观音佛像,为世界木雕佛像之冠。而用整根白檀木雕刻的地面高18米(地下8米)的北京雍和宫内的木雕弥勒立佛像,则堪称世界之奇。此外,藏传佛教中的金铜佛像、木刻版画佛像以及塔尔寺的酥油花,都是独具特色的佛教美术作品。
佛教还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,新的文体,新的命意遣词方法。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。马鸣的《佛所行赞》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;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、《百喻》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;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、王维、白居易、苏轼的诗歌。变文、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。
 马克思曾深刻指出:“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武库,而且是它的土壤,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。”神话成为希腊美术最重要的特征。《荷马史诗》是一部关于战争与英雄的历史,也是希腊宗教经典,荷马是希腊人的宗教导师。那时,希伯来人还只能通过父辈描述来了解他们的上帝,而荷马史诗却早已把众神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希腊人面前。
宸翰堂环境雕塑艺术中心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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